具正贤

2010年规定要求对庭审活动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民法院应当在审判法庭安装录音设备。

社会主义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

这种爱要求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一切美德均源于此，因而也可以说，个人的一切美德也就只是先公后私而已这种爱尤为民主政体所特有，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政府才被委托给每一个公民。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政府如同世界上的万物一样，要想保存它，就得爱护它。党争民主制的典型代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伦理经过四个阶段才能最终实现，也就是说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不是国家而是共产党，国家是伦理的不完全实现而共产党是伦理理念的最终实现。

在领导党内部，党中央集权。[19]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在讨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适用时都考虑到了国家的大小、地理、法制和民情等多种因素。政治保守主义则主张善优先于权利，尊德性，主张德治，言必称柏拉图。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的，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首先，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现代性分为两波：第一波现代性和第二波现代性。施特劳斯反西方现代性，因而也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和反全球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从资产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阶段。同时考虑最坏和最好的情况，法治并不比德治优，德治也不比法治强。[23]如果我们将其中提到的法律推广到具有一般性的制度，詹姆斯的警告同样适用。

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但从马基亚维里开始的第一波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政治需要的手段。社会主义中国吸收了德能政治和自由民主体制的优点，是对古代中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为什么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主张？追根溯源可以发现法治与德治的人性假设不同。人们之所以不敢提当社会主义统治世界或者社会主义超越的原因可能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国家成了价值之源，成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萨特认为，不存在某种决定人们如何行动或作为的、既定的人性之类的东西。

所谓理性为自身立法就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立法者与守法者是同一主体，自律即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假设上，以抑制恶性为基础，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都是其具体制度设计。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和意义做了更加完整的概括，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24] 作为制度实效主义统一体的三种合法性常常被孤立的看待，如此建立的政权合法性是残缺不全的。福柯等人的自由属于此类。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向民众提供了他们所满意的物品，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绩效合法性。马克思认为自然法不仅不能作为政治民主理论的基础，而且就其作为对市民社会即经济生活的理解来说也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卢梭是第一位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哲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个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的政治学家。

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关键在于绝大多数老百姓和精英的自觉认同和接受。党导民主制的突出特点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利益）的领导党持续执政，政治上采取一头多肢的集权模式。

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一点，人们可能会接受君主立宪制，甚至接受君主制，却不会接受党导民主制。现代心理学的三次思潮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2.3 实效合法性 民主制度的合法性的最终检验标准应当是改善国民生活和提升人类德性水平的绩效合法性。[50]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根据的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的道德共同体。

法治和德治的重要性依赖于人性。[33]施特劳斯所揭示的问题是深刻的，即在现代性之后人们怎么过政治生活，也就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怎么能够实现古典政治哲学中所倡导的德性政治。风险规避者偏爱后一菜单，风险喜好者偏爱前一菜单。马斯洛说：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么一个观点：精神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关于精神健康的理论认为，精神世界之外的功名成就是不够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然而，三个代表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虽然是事实，但并没有完全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仍旧没有消除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质疑。

为了生存，我们把那些很容易就能平息下去的理性的声音平息下去了——它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依据的原则本身和任何别的原则并无好坏之分。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或逻辑是争取承认的斗争，或者说，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或道德正当性在于奴隶——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民族）争取自我解放、争取被承认为平等自由者的历史。

马克思由此完成了对财产权的去合法化，提出人类的自由和平等是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其中民众的认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

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社会主义中国挨骂的根本原因。这个外部秩序就是：第三，国家。所以现实中的人是从极恶到极善的连续分布，绝大多数人都是既不极善也不极恶的人，也就是一般人。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建立的道德政治生活。[44]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并非所有人所欲望的东西的总和，而是一切个别意志的普遍化。

现代性建立在低俗但稳靠的基础上，并非没有其正当性，但其低俗最终导致现代性的最大悖论：现代性最初是要把人提到神的地位，结果却是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地位。国家不直接干预经济，却能通过贫困救济、限制物价和制定最低工资等措施来抑制和吸收市民社会矛盾的异化效果。

不管有多少中国特色，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仍然可以有苏联顶在前面，中国采取不争论策略埋头苦干以避开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在相对主义者看来，人世间没有高贵与卑贱、聪明与愚蠢、优美与丑恶、深刻与肤浅、高雅与庸俗之分。